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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卢之战纪略:战争的原因

发布日期:2025-05-27 01:35    点击次数:100

1924年发生的齐卢之战,我和江苏齐燮元、浙江的卢永祥两方,都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我是卢永祥的警卫团团长,我的侄子马鸿烈又是卢的宪兵司令。在战争过程中,我经常同臧致平、杨化昭等到前方督战慰劳。另一方面,我和齐燮元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家兄马葆琛在齐方既是实力派,又是齐的嫡系,因此我对齐方的情况也知道一些。

齐卢双方的主要人物和实力

齐燮元,字抚万,直隶省献县人,在前清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由陆军部分发到吴禄贞所统率的第六镇充当见习军官,半年见习期满,被任为步兵排长。一年后,齐又考入北京陆军预备大学,三年毕业,仍回第六镇充当三等参谋官。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清政府派李纯为第六镇统制,齐燮元一直在李纯统率的第六镇当军官。1913年,李纯当了江西督军,齐燮元一步步升至第六师师长,李纯在江苏督军任内自杀后,齐燮元便继任江苏督军。

齐樊元的军事力量,除了他直接统率的第六师外,还有朱熙的第十九师(朱兼苏常镇守使)、宫邦铎的独立旅、王桂林的武装警察(实力约1个半师)、白宝山的1个师(白兼海州镇守使)和马玉仁的1个师(马兼淮阴镇守使)。宫邦铎在李纯集团中资格最老,人望亦高,齐燮元对宫执礼甚周,双方情感很好。至于白宝山、马玉仁二人,虽然名义上各有1个师,实际合并起来也不够1个师的力量。齐燮元把白、马看作无足轻重,对他们完全是敷衍态度。第六师及第十九师不但兵员充足,而且装备精良。两师军官都是正规军事学堂毕业,都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作战能力。齐善于笼络部下,每逢年关佳节,经常普遍赏给初级军官和士兵过年过节费用,其数目之大相当于关一次饷,营长以上的校官、将官都有更重的恩赐。齐又经常到同学同事家里去作私人探望。这些小恩小惠在他的内部确实起了收揽人心作用。同时,高级军宫大多是军校出身,内部派别比较单纯。在这方面,齐是胜卢永祥一筹的。

卢永祥,字子嘉,皖系主要人物之一,行伍出身,自幼同他父亲出外逃荒,后来他父子俩就在小站第三镇当兵。前清时,全国陆军只有五六个镇,平时不插旗招兵,偶有士兵出缺,规定须由副兵伙伕升补,另在营门上贴个红条,招募伙伕几名。因为这个关系,他父子俩便一同在第三镇入伍当伙伕。卢永祥对他父亲很孝顺,父子俩感情很好。后来卢永祥父亲所在的那一部队开到他处去了,由于父子俩都是文盲,彼此很少通信。等卢永祥当了初级军官时,就开始向军队写信找他父亲,但始终没有找着。他当了护军使和督军以后,经常同老朋友们谈他父亲失踪的事,每一谈及,显出万分痛苦的样子。

卢永祥的军事力量:卢自兼第十师,实力充足,战斗力强。陈乐山的第四师,实力与第十师不相上下。陈仪的第一师和周风岐的第三师都属浙江地方武装力量,装备、纪律都很差(陈、周两师情况与齐军的白、马两师情况完全相同)。夏超的武装警察,力量相当雄厚。夏超虽然是一个身不满4尺的矮子,但他雄心勃勃,时时有取卢而代之的野心。卢水祥对陈、周两个地方师的顾虑较少,而对于夏超却如芒刺在背。此外,还有从福建退入浙江、臧致平、杨化昭两部人马。在齐卢战争中,他们成为卢方的重要力量。

战争的原因

齐燮元由于是陆军大学出身,而他的高级军官和同事也多半是正规军事学校毕业,自然就有自命不凡和高人一等的想法。因此,他虽是直系主要人物之一,但对曹锟、吴佩孚并不那么崇拜与尊敬。而曹、吴对齐也不像对张福来、王承斌等那样关心。齐虽然名义上是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可是对最有军事经济价值的上海,却始终不能染指,他认为这是一件憾事,时常对他的密友马葆琛(十九师旅长)说:“吴佩孚不支持咱们拿过上海来,我们不要说巡阅使是个空衔,就是江苏督军也不完整。我同旁省督军比来,真是相形见绌。”言下十分愤慨。由此也可看出齐对上海是如何的垂涎了。齐曾一再向吴佩孚献策:只要江西蔡成勋、福建孙传芳和南京给卢永祥一个联名电,叫卢撤出上海,卢是不敢拒绝的。不战而取上海,既增强了直系的威望,在经济上也有重大收获,而且从此拔去了多年插在我们腹部的一把利剑。可是,他这个献策并未为吴所接受。

齐變元对臧致平、杨化昭两部投卢永祥一事,更感到恼火。他既怕卢的势力不断扩大,又顾虑臧、杨两部无法对付,因为臧是皖系有名勇将,杨又是有名小诸葛,一个有勇,一个善谋,他们投卢简直等于给猛虎添了翼,对他极为不利。当臧、杨退至闽赣边境时,齐曾连电吴佩孚要求急电江西蔡成勋迅派重兵堵截臧杨,包围缴械,以除后患,又亲电蔡成勋乘臧杨疲于奔命之际,速派大军彻底解决。哪知蔡成勋堵截的结果,不但没有消灭臧杨,反而被臧杨缴了两个团的械。从此臧杨实力更加强大,齐也就更觉不安。

齐燮元也极垂涎于上海的税收和鸦片烟土。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埠,税收之大,全国无与伦比。更令齐眼红者是外国大批鸦片经常运沪销售,或由上海转运内地各省销售,利润极大。根据当时卢永祥方面内部人说,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税收就足够养3个师。卢永祥在上海对印度烟土,一方面向外国商人和买办资本抽收重税;另一方面自己直接派员到印度去贩运。后一个办法比收税的利润更高。当时的上海宪兵司令马鸿烈、护军使何丰林都直接参与这个罪恶勾当。他们把利润大部用来购买军械,其余由承办人和许多高级军政官员朋分,每个大员都在这个肮脏勾当中分了几十万元。所以齐燮元方面对上海这批鸦片收入自然十分眼红,从而鸦片问题便成为齐卢之战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于卢永祥方面,他的想法与齐燮元有些不同。他出身行伍,今天当了督军,真是作梦也没想到的事,而且为人也比较谨慎,所以他并不愿与齐开火。在齐卢开火前,卢在杭州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卢曾表示为了避免打仗,宁愿下野让贤。当时臧致平就站起来说:“齐燮元欺人太甚。我臧致平和我的官兵在患难之中,你曾挽救了我们,我和杨化昭两部包打南京,把齐瞎子(齐的外号)活抓过来。”大家哄堂大笑。经过几小时的议论,会议决定:1.即时颁布戒严令;2.分任臧致平、杨化昭为沪宁线前敌总副司令;3.任郑俊彦为吴淞防守司令;4.派员到南京去看看,有无讲和的余地。

关于派人到南京去的事,有的主张派马鸿烈去,因马与齐有多年深交,但马由于职务上关系走不开。后来决定派马葆珩走一趟,因马的大哥马葆琛是齐的好友,又属齐方的实力派(当时任十九师旅长,齐的参谋长,名义上是何恩溥,而实际能左右齐者是马葆琛)。派员去南京,目的就是说明浙江绝无侵犯江苏的企图,也没有仇视齐燮元的意思;至于上海虽属江苏省的一部分,但它过去很久时期就归浙江管辖,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应该由中央政府会同有关双方商洽解决。此外,还要说明双方在地方都已多年,应当顾虑到父老的疾苦等一些大道理。当由宪兵司令马鸿烈写了一封问候信给齐燮元,由马葆珩亲自带去。

马葆珩从上海北站乘车时,北站已进入战争状态了。站上除了军队以外,便是军用物资。由南京东来的火车,逃难百姓挤得满满的,几无插足之地。而马所乘去南京的列车上,只有零零落落几个乘客。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上海变成了有钱人的避难所,一大批一大批地涌向上海而来。这时在沪宁沿线黄渡、安亭以及浏河一线上,齐卢双方只相距几华里,都在挖战壕,构筑掩蔽部。两军遥遥相望,自由自在地在战地活动,真好像是军事学校野外演习一样,看不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即将到来。马葆珩沿途遇到苏军东开兵车约10余列,到下关时,车站秩序之乱,比上海北站有过之无不及。军警检查,如临大敌,逃难百姓的行李受到严密搜查,难民们敢怒而不敢言。东西检查完了,又挤不上车子,有的孩子挤上车,而妈妈又上不去。妈妈喊,孩子哭,好不悲惨。

马葆珩到南京家里时,马葆琛因与齐商谈军事已两天未回家了。通电话后,马葆琛当晚回家。马葆珩当将杭州方面意见简略谈了一遍。马葆琛说:“双方都准备好了,就差看谁先打第一枪了。哪还有谈和的希望呢?”次早,马葆珩、马葆琛兄弟俩同去齐家吃早饭。当时,何恩溥、宫邦铎都在座。齐看了马鸿烈信后,便笑对马葆珩说:“老弟尽上人家当。兵荒马乱之际,何必受此劳累。臧大牙(臧致平外号)已在大吹牛皮,要包打南京,活捉咱的,还谈什么讲和呢?欺人太甚!”言罢,哈哈大笑。马葆珩仍将浙江意思简略地叙述一遍。齐说:“咱们几个老兄弟欢迎我们自己的老弟。对你这个和平使者,我们应当谢谢你。”齐又对马葆珩说:“你告诉老懋(马鸿烈号)好好地抽大烟吧!很感谢他的好意。”马葆珩、马葆琛俩弟兄回家后,马葆琛说:“我们决定进攻上海,内部情况是很复杂的,既是为了要控制这个在军事经济上有价值的地方,又是为给宫师长安插一个适当的位置。瞎子也有他的难处。”马葆珩看到战事已无法避免,便只好回去向卢复命。

齐卢两军的部署和战斗经过

齐军方面:朱熙率第十九师全部为沪宁前线总司令,宫邦铎率一个混成旅进驻镇江、丹阳一带;齐燮元亲率第六师及吴佩孚派来援助的张允明混成旅和王桂林的武装警察,坐镇南京至溧阳一带,与在宜兴的卢方陈乐山大军遥遥对峙;白宝山仍驻海州待命;马玉仁由淮阴调驻南通,威胁吴淞。在两军开火前夕,齐军内部就发生了矛盾:朱熙原系苏常镇守使,以他为前敌总司令自是人地相宜。但宫邦铎既有实力,又是老资格,他自告奋勇去打前锋,目的是想当上海护军使。他与朱熙之间就产生了利害冲突。不但如此,在开火前,吴佩爭又由湖北特调张允明混成旅到南京,支援齐燮元。张允明此次由湖北带部队去南京支援齐燮元,他的目的很明显,也是想当上海护军使。因此,张、宫、朱之间又有矛盾。

卢军方面;上海仍由护军使何丰林负责,并增加第十师一个旅(旅长郑俊彦),协助维持上海至吴淞一带治安;臧致平率臧杨全部约两个混成旅兵力,布防于沪宁线黄渡至浏河一带,臧的司令部设于真如(实际仍驻高昌庙营内);陈乐山带第四师一部及陈仪第一师一部进驻宜兴,这支军队既能巩固沪宁左翼阵地,又能威胁溧阳、句容;衢州、江山方面仅留臧杨的一个混成团,监视蔡成勋的行动;陈仪仍驻杭州笕桥。周凤岐大部驻金华、桐庐一带;卢永祥亲率陈仪第一师的一旅、张国威的炮兵团、马葆珩的警卫团以及夏超的武装警察共约两万多人,坐镇杭州,看守老家。

1924年9月3日,拂晓前,齐军向卢军正式开火。两军都伏在战壕里互相射击,虽然炮声隆隆,但由于都是盲目射击,死伤很少。宜兴方面虽有接触,也都是限于侦察性质的前哨战争,时起时息,亦未进入大战阶段。

齐卢战争从开火到卢永祥下野,整整持续了40天之久,两军始终胶着在黄渡、浏河这一条战线上。在这40天当中,约有半数以上日子是阴雨连绵,以致前线官兵们混身都是泥水。

战壕里虽有架起木板的掩蔽部,但常因雨大,战壕里灌满了水,官兵就在水里蹲着打枪。

在战争初期,有一次杨化昭曾令杨赓和团(杨部最好的一个团)实行全团冲锋,去攻占齐军阵地,但冲到离齐军阵地仅几百米时,终被齐军朱熙部的密集炮火击退,死亡了六七百人。

齐军在朱熙击退杨化昭突击后,便在某日深夜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迂回战,使用了约两个团的兵力,由浏河右侧猛袭卢军右后方,进展甚快。臧致平便率兵一团进行反包围,经过一场激战,才击退了齐军,恢复了阵地,齐军伤亡逾千。此为齐卢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战。

两军在遭到严重伤亡后,都各怀戒心,就又恢复了那有节奏的战斗。每天在拂晓时,照例由一方先来一排炮,然后对方接着还击,互相轰击,需耳欲聋,一直持续到10时左右,枪炮声就逐渐稀疏而至风平浪静。战壕后方就烧饭、晒衣,好像军事学校野外演习告一段落时

那样悠闲自得。一直到下午天将黑时,又以上午同样方式互相轰击起来,直到夜里八九时,又逐渐平静下来。

齐卢两军在黄渡一线相持40天之久,这种局面是由他们双方的内部矛盾所造成的。齐燮元方面既有朱、宫之间的矛盾,又有张允明与朱、宫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朱、宫、张三者对于他们的目的物——上海护军使,都认为没有把握一定会得到手。他们如同赌博一样,本钱就这些,必须看准才敢下注,否则把自己老本输光了,那就根本完蛋,更谈不到什么前途了。因此,朱熙对于那次迂回袭击失败,损伤官兵将及千名,感到十分后悔。至于宫邦铎,在开火前,他对上海的幻想是很大的,而齐燮元也愿满足宫的愿望。宫便自告奋勇,包打上海。

后来由于朱部驻地接近上海(朱为苏常镇守使),齐便派朱为前线总司令。这已使宫感到不舒服,等到张允明旅由湖北来宁后,他就更加泄气了。张允明自以是吴大帅特派的援军,神气活现,不到对他有利时机绝不肯参加战斗(后来孙传芳大军迫至嘉兴时,张便参加战斗,最先到上海,当了上海护军使)。白宝山和马玉仁都把枪杆子看成命根子,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与齐素无渊源,枪杆一丢,只有乖乖地走人。正因为如此,齐军各将领谁都不愿冒险进攻。

卢永祥方面,也同样存在着这些矛盾问题。卢永祥在浙江与士绅和资本家等上层阶级既有勾结,与地方军队感情上也还算融洽。臧致平既是卢的旧部,又在患难中得到安排,他对卢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但由于臧为人忠厚朴实,他把军队完全交给杨化昭掌握,因而他率队作战则可,对人事调动就感到困难。杨化昭虽然大权独揽,又感卢的知遇,但终究彼此没有历史渊源,他感到自己唯一的护身符就是枪杆子,因此要他格外冒险,不愿任何牺牲,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时,杨的主要战将杨赓和团长自从突袭被击退后,损失惨重,尚待整顿。由于齐卢双方内部都有上述种种矛盾,因此战事便形成了胶着状态。尽管如此,因为战场广及数十里,每天仍有成百的倒霉士兵和无辜居民被流弹打死打伤。

孙传芳入浙和卢永祥下野

王永泉赶走李厚基后,当了福建省督办,便大封功臣,刘春台、杨化昭、王永彝等都升为混成旅长。军队扩充了,只有向人民增加赋税。在李厚基当权时代,王永泉是伸手向李要钱,他自己当权后,就直接向人民榨取。福建人民都感到王比李更凶恶,因此对王更为憎恨。

王永泉本人对同事和部下还和蔼有礼貌,部下对他感情也不坏。但其弟王永彝素来就很粗暴,经常把王永泉部下官员们看成是王家的家臣和奴仆,因此他与军官的感情很坏。自从王永泉当了福建督办后,王永彝又当了混成旅长,更加趾高气扬,动辄盛气凌人,受他欺压最利害的,就是王永泉集团中资望最老的刘春台旅长。刘春台以与王永泉有老同学关系,就把王永彝当作小弟弟看待,凡事都让他三分,而且刘也比较忠厚,因此更助长了王永彝的气焰。不论在军事会议或者私人宴会中,王永彝经常指桑骂槐地挖苦刘春台,常常使刘下不了台。刘就无意中常把受“老二”(当时对王永彝的通称)欺侮的情况在他的老同学、老同乡周荫人面前诉苦。

周荫人是第十二师师长,在李厚基时代就由江西调到福建,协助李厚基维持福建地盘。王永泉倒李时,周因所部尚有部分军队留驻江西,实力还不充足,他对倒李战争便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中立态度。他原想等到王李两败俱伤时,可坐收渔人之利,但没料到战事发展很快,仅半月多时间,李厚基就垮了台。王永泉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了拉拢实力派,便保周当了空头帮办。周在福建很久,对福建情况摸得很熟,现在他又深悉王永泉内部有了严重的裂痕,便与援闽总司令孙传芳(孙系在王倒李战争后期到闽的)密商驱王计划。这时,孙周两个整师的力量比王永泉的三个新编旅强大得多,而且王永泉又把军队分散在各县去对付当时的地方民军杨汉烈、卢兴邦、高义、赖忠等部,他的实力就更显得薄弱了。

由于王永泉内部既有严重的裂痕,军队又很分散,因此孙、周发动驱王战事后,只打了10多天,王永泉就被打垮了。王永泉和王永彝便携带大批金银逃到上海过其腐化生活去了。

据传说,孙周与王永泉开火的导火线,是因为周荫轩(周剪人弟)与王水彝在南台娜妓,为了争一个妓女而酿成的。孙传芳以直系老资格关系当了福建督军,周荫人仍为帮办。

周荫人在直系虽为后起之秀,但由于他在倒王战争中出力较大,恃功而骄,对孙传芳要求特别多。周荫轩虽然因倒王有功升为混成旅旅长,但仍时常抱怨说:“咱们十二师卖命给孙传芳打天下,世间不平事莫此为甚。”

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就与杨文恺、卢香亭结拜为异姓兄弟,回国后又同在第二镇当军官,三人交情十分莫逆。孙到福建后,为了拉拢实力派周荫人,便由杨文恺出面,把周拉到这个小圈子里,算是生死四兄弟。这样尽管感情上是进了一步,但孙仍抓不到周的部队,因此仍然解决不了双方的矛盾。周荫轩、陆殿臣(十二师旅长)等不时在孙传芳左右面前流露对孙传芳的不满,孙传芳时刻感到这种威胁,于是便费尽心思,想尽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当齐卢战争爆发消息传到福建时,孙传芳、杨文恺、卢香亭等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便决定让出福建,以全力侵浙,开辟新地盘,创造新局面。孙把这个计划通知周荫人后,得到周荫人全体官员的支持,并表示决以福建全部人力财力,为孙传芳侵浙作后盾。

孙传芳将部队迅速整顿补充后,便命谢鸿勋为入浙前敌总司令,卢香亭副之,孟昭月为总预备队总司令,即日向浙江出动。

卢永祥听悉孙传芳率大军侵浙消息后,十分狼狈,急令陈仪和炮兵团长张国威等增强仙霞岭防务,并加派张国威为浙江边防副司令。张国威等到仙霞岭后,据侦察报告,由福建侵入浙江的都是衣着破烂、头盤斗笠的一些土匪,不像正规军队(当时孙传芳军队戴斗笠,着短裤草鞋)。陈仪始终没有去前方,只由张国威副司令负责。张国威是日本土官出身的老牌炮兵团长,领袖欲很大,当炮兵团长有10年之久,正苦无发展机会,便抓紧这个副司令的名义大作文章。他一面电陈仪说前方没有什么重要情况,只发现零星土匪,无关大局,请陈不必到前方去;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准备将仙霞岭作为向孙传芳投降的献礼。

孙传芳大军由福建长驱直入浙江,未遇任何抵抗,到仙霞岭附近时,知岭上有重兵防守,便派一团队伍佯攻,另由卢香亭率两团轻装绕到仙霞岭左侧。张国威便将事先准备好的投降白旗高高挂起,并亲自去迎接卢香亭。孙传芳即派张国威为炮兵总司令,并令张率部分军队为向导直攻杭州。

张国威投降孙部消息证实后,卢永祥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于9月18日把督办公署撤到嘉兴,陈仪、周凤岐两师撤至嘉兴、松江一线,浙江省长由警察厅长夏超兼代并兼杭州警备司令,陈乐山师由宜兴撤至湖州、嘉兴一带布防。因此,孙传芳大军侵入浙江几百里,未遇丝毫抵抗。卢到上海几天后,孙传芳大队人马才到达杭州。

孙传芳大军侵入浙境后,便普遍给官兵发了一册《入浙手册》,内容大意是说:我们第二师在福建是被周荫人第十二师所逼走的,福建是不能再回去了,只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入杭州。这本《入浙手册》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孙军不论在扎营过夜和吃饭休息时,都由连、营长高声朗诵这个小册子,甚至在行军时,军官念,士兵们也跟着念。孙军把《手册》念熟了,无形中在军士中都有了一个很深的想法:福建是不让我们再回去了。倘若杭州再进不去,真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在这种环境逼迫下,孙传芳军队的纪律是要比一般军阀部队好一些的。

自孙传芳大军侵入杭州后,沪宁铁路黄渡、浏河一线的战事也随着激烈起来,尤其是齐燮元方面攻势日益加紧,打破了过去那种有节奏的战斗局面。齐军每日总要发动二三次冲锋,虽然都被卢军密集炮火击退,但在整个战局中,显然是齐军转入优势,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这时,沪杭线上的嘉兴、平湖、湖州,再北延至黄渡、浏河,全线约100余公里,都进入了极激烈的战争阶段,也是齐卢战争最后决战阶段。卢军由于撤出杭州,战线大大缩短,补给联络也比较便利。卢军主要将领像陈乐山、臧致平、杨化昭、郑俊彦等又都经常到前方亲自督战,全军斗志昂扬,阵地十分稳固。卢永祥坐镇龙华,后方秩序安定,尚无慌乱动摇现象。

江苏方面的齐军虽与孙传芳大军前后夹攻,对上海形成包围局势,但因战线逐渐延长,运输补充等等都感到困难。更重要者是孙、齐对于上海各有打算。孙传芳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浙江地盘,已属踌躇满志,所以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把上海地盘给了张允明,既可讨好吴佩孚,又可见喜于张允明。而此时最感到难堪的是齐燮元。齐是为了上海这块肥肉才发动这次战争的,今天眼见上海旦夕可下,却因孙、吴插手进来,不得不把数年梦寐以求的上海让给张允明,落得一个损兵折将,毫无所得,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张允明眼见战事进入决战阶段,便自动参加到浏河附近,企图绕攻吴淞要塞,夺取上海。

于是全线战事更趋激烈,前线运下的受伤士兵到处皆是,红十字会也在紧张地收容受伤难民。

臧、杨两部自从开火起,一直就在第一线,坚持了30多天,从未调到后方休息整顿,他们也从未向卢永祥叫苦请援。卢把臧、杨誉为常胜军,并扬言只要有减、杨在,上海就固若金汤。现在由于战事日见激烈,死亡日见惨重,臧、杨也感到自己本钱有限,死一个就少一个,便向卢永祥请求增派援军,以巩固阵地。这使卢大为震动,因为这时,沪杭线的卢军刚撤至嘉兴、湖州一带,尚未布置就绪,而孙传芳军的谢鸿勋部已跟踪追来。100余里的战线,日夜都在激战中,后方除第十师的一旅和宪兵、警察外,哪有生力军能增调到前线呢?这是卢永祥自开战30多天以来的生死关头。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卢永祥的军阀真面目暴露出来了。原来在齐卢战事未爆发前,卢就认为战事无法避免,便命上海兵工厂长谢邦杰(是否为谢邦杰已记不太清楚了)研究制造一批氯气炮弹,以备万一之用。卢永祥撒至上海后,上海兵工厂就已制妥两颗用七生的五山炮发射的氯气炮弹。据说如果风力、风向、距离都合乎要求的话,一颗炮弹就能杀伤5000至1万人马,甚至能使一二平方里内的生物死光。当战事到了最后阶段,卢永祥便令其主要将领陈乐山把督署警卫团团长马葆珩约到兵工厂去,由谢邦杰厂长带陈、马到一个小仓库里,打开两个大冰箱,每个冰箱里有一颗氯气炮弹。谢把使用这种毒气弹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说毒气弹出冰箱以后很快就必须射出,否则它会自行爆炸,等等。陈乐山便说,“老总(指卢永祥,当时对长官一种尊称)知道马团长是炮科毕业,请马团长把它运到黄渡前线使用。大局能否挽回,在此一举。”马葆珩拒绝了这个命令,说他是军官学校出身,曾学过国际法,使用氯气炮弹,在国际战争中都是违背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在国内战争中,怎能使用这种惨无人道的东西呢?他表示不管是谁的命令,他绝不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孙传芳大军进逼仙霞岭和张国威投降这段时间,卢永祥的命运就已决定了。因为此时卢永祥已是腹背受敌,陷于孤立,不得不作撤退的准备。

卢永祥撤出杭州,是由于他在军事上犯了腹背受敌的大忌。更使他惶恐不安的是:倘若孙传芳绕过杭州直扑上海,他就有四面被围、束手待擒的危险。孙传芳大军猛攻嘉兴、湖州一线甚急。沪宁线的张允明、朱熙,除猛攻臧杨外,并连续绕过浏河,猛扑吴淞。卢香亭又由嘉兴以南直扑上海。在孙传芳、齐燮元采取这种钳形攻势之下,卢永祥眼看形势十分紧张,而皖奉两系又远水不救近火,就被迫于1924年10月13日通电下野,何丰林、陈乐山、马鸿烈、张载阳、臧致平、杨化昭等同时离职。卢永祥派警卫团团长马葆珩为淞沪宪兵司令,负责维持上海治安。马葆珩当夜即分电孙传芳和齐燮元,说明卢永祥业已通电下野,请即令前线停火。马又于当夜写了四封信,派员送到前线的双方,说明卢永祥已下野,请前线立即停火,避免无谓的牺牲。次日,孙传芳就派其卫队团长李宝章到上海,接洽接收上海以及收编军队等事宜。当夜,孙传芳、张允明、谢鸿勋都进入上海。经过孙传芳和齐燮元等人的洽商,任张允明为上海护军使,郑俊彦为第十师师长,臧致平部仍划归第四师,以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杨化昭部仍编为混成旅,以杨赓和为旅长,陈仪仍为第一师师长,周凤岐仍为第三师师长,都归浙江督办孙传芳指挥调遣。

孙传芳由福建入浙,未遇重大抵抗,长驱直入,把浙江地盘拿到手,卢永祥下野后,孙又以战胜者的身份,收编了约五师人马。孙传芳当时可算是非常意得志满了。

齐燮元为了上海地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了这次战争,但苏军打了40天未能前进一步,这确实给了齐一个严重的打击。他除损兵折将,劳民伤财,未得丝毫好处,大有悔不当初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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